一、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重要性

 

　　（一）三个“历史魔咒”的拷问

 

　　所谓“历史魔咒”，是一个形象化的说法，其实就是历史上很多政党和国家都绕不开的坎儿。

 

　　1.历史周期率

 

　　历史周期率问题，是1945年黄炎培先生在延安向毛泽东同志提出的问题。1945年7月1日至5日，黄炎培、章伯钧、傅斯年等6人组成国民参政员访问团赴延安。黄炎培是当时著名的教育家、爱国民主人士，中国民主建国会的创始人。短短5天的延安之行，对当时年近古稀的黄炎培来说，像一道冲击波，让他对中国的光明前途有了新的信心，人生站上了新起点。回到重庆之后，黄炎培便立即整理思绪，将5天的经历感受，形成书稿《延安归来》。

 

　　书中，黄炎培首次向社会公开披露了在延安窑洞中诞生的“历史周期率”之问。在“延安归来答客问”一节中，详细记述了7月4日下午与毛泽东同志在窑洞里的一次长谈。毛泽东同志问黄炎培来延安几天感想怎样？黄炎培引用《左传》《中庸》等典章，提出了“周期率之问”：“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注意，黄炎培提出了历史周期率出现的两个常见情况，一是时间，时间长了，精神渐渐放下，自然地惰性发作；二是空间，区域一步步扩大，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黄炎培还说：“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这就是我们后来总结的窑洞对，是黄炎培提出的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中国历史“治乱循环”即中国的历史周期率问题。

 

　　对此，毛泽东同志从容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是毛泽东同志当年的回答。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成功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也就是说，为解决自身问题、跳出历史周期率，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党的建设作为一项伟大工程来推进，不断进行自我革命。

 

　　2.革命政党的裂变和蜕变

 

　　革命政党在长期执政的情况下容易出现裂变和蜕变的问题，当年的国民党就是一个例子。下面，我们借用一部电视剧来剖析一下国民党裂变和蜕变的过程。

 

　　《潜伏》的启示。电视剧《潜伏》是一部优秀的国产谍战片，主角叫余则成，原是军统情报处人员，后经中国共产党策反，以地下党的身份重返军统，成为扎入国民党心脏的一颗铆钉。那么，是什么让余则成义无反顾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呢？要知道，余则成先是被戴笠委以重任派到保密局天津站，后来又当上了副站长，小洋楼住着、小汽车开着，物质生活是很好的。然而，他早已看透了国民党的卑鄙行径，也厌倦了投机自私的军统生活，决定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革命。剧中有两件事情，一个是在抗战时期，军统上层竟为运送私人财产给日军提供粮饷和情报；另一个是抗战胜利后，侵华日军战犯冈村宁次不仅逃过东京审判，而且还被国军秘密聘为国防部高级军事顾问，这些事情都让余则成对国民党的失望至极。

 

　　余则成真正的恋人左蓝，共产党军调代表，一个出色的共产主义战士，为了掩护余则成的身份不幸牺牲。余则成悲愤异常，却不敢表现出来，只得回家一遍遍读着毛泽东同志的《为人民服务》。“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这种精神与信念从此一直支持着他坚定地战斗下去。

 

　　剧中，保密局天津站站长吴敬中，当年也曾是意气风发的北伐国民革命军，后来年纪大了，看透世事，蜕化成一个自私腐化的旧官僚。他曾对余则成说过一句肺腑之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如果说吴敬中是一个伪君子，那么，职业间谍谢若林就是一个真小人。他毫无信仰，爱财如命，与各方做情报交易，并以此为发财手段，可以说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而与他相比，国民党特务李崖在国民党中算是信仰比较坚定的，但他在国民党内算是异类，非常受排挤。

 

　　那么，为什么国民党会出现如此状况？主要是国民党在1927-1928年经历了党内理想信念的大蜕变。下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国民党的历史演变过程。

 

　　国民党，全称中国国民党，前身是兴中会，之后成立同盟会，辛亥革命后组成国民党。1913年袁世凯解散国民党，于是，孙中山等人在次年另组中华革命党，并在1919年将其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实际上，中国国民党在早期的兴中会、同盟会、国民党这三个阶段都存在一个问题，就是组织力不强。鉴于此，孙中山借鉴了帮会的组织模式，成立了中华革命党。孙中山亲手拟定入党誓约，其中最后一句：“从兹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极刑。”孙中山说：“立誓约，订新章，一切皆有鉴于前车，而统一事权、服从命令为主要。”但这使许多人难以接受。后来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1919年，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成为典型的列宁式政党。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是一个老师教出来的，他们的性质都是革命政党。

 

　　但在孙中山去世后不久的1927-1928年，国民党经历了一次剧烈的蜕变时期。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接着7月15日，汪精卫领导的武汉国民政府叛变革命，发动“七一五”政变，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决裂。9月，南京国民政府同武汉国民政府合并，国民党基本掌握了全国政权。可这样一个掌握了全国政权的革命政党，竟然没有基层组织。为什么呢？国民党自成立以来就不注重基层组织建设。原本在国共合作期间，共产党还为其建立了一些基层组织，但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后，这些基层组织基本被清理干净。而掌握了政权，又不能没有基层组织。这时候，大批投机分子，也就是旧官僚，加入了国民党，充实了基层。这就是旧官僚回潮。什么是旧官僚？旧官僚之前是革命的对象，现在摇身一变成了革命者。这种状况在国民党党内愈演愈烈。据统计，1938年冬至1939年春，一份针对国民党147个部队单位（以师为单位）的调查显示：有30%的士兵竟然不知道有国民党，52%的士兵不知道三民主义。1946年，一则材料显示国民党已变成了这样一种局面：“上层有党，下层无党；城市有党，乡村无党；沿海有党，内地无党”。

 

　　与国民党正相反，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便开始注重加强党的自身建设，这个基因一直延续至今。从电视剧《潜伏》来看，余则成的在行动中屡屡遇到危机，有好几次都是在战友的舍命保护下才转危为安。比如，秋掌柜在被审讯过程中，为保护余则成，当着他的面咬下了自己的舌头；地下党员廖三民也为了保护余则成，抱着李崖跳楼自杀。

 

　　这是《潜伏》反映的我地下党员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故事。下面，我们介绍两位我党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地下党员。一位是熊向晖同志。1936年，他在清华大学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遵照周恩来同志的指示，打入国民党内部，从事秘密情报工作。至1947年5月，任胡宗南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成了胡宗南的亲信。1943年，熊向晖同志获得了一份胡宗南为进攻陕北地区而作的战略部署的情报，并立即报告了党组织，党中央向外界及时揭露了这个阴谋，使之破产。1947年7月，他被胡宗南派赴美国留学。之后不久，胡宗南知道了他的真实身份，气得暴跳如雷，但已无可奈何。1949年11月，熊向晖同志接到周恩来同志的邀请，来到中南海勤政殿。当他走进勤政殿时，看见张治中、邵力子、刘斐等原国民党高级官员也在里面。这些人见他走进来，亲切地问：“这不是熊老弟吗？你也起义了？”周恩来同志哈哈大笑，说：“他可不是起义，他是归队。”后来，熊向晖同志长期在外事战线工作。退休后，于1983年至1987年担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董事长。2005年9月，在北京逝世。

 

　　另一位是郭汝瑰同志。他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失去了组织联系。解放战争时期，任国民党国防部作战厅长，并重新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联系，秘密会见了中共中央南方局负责人董必武同志。从此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投入了隐蔽的情报战线，不畏艰险地在国民党心脏部门进行一场特殊的战斗，源源不断地将绝密军事情报提供给中共中央，并在敌人堡垒内部瓦解国民党军队，为夺取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屡建奇功。而与此同时，郭汝瑰同志的行动也引起了杜聿明的怀疑，但一时苦无真凭实据，不敢向蒋介石报告。之后，郭汝瑰同志被蒋介石任命为七十二军军长，并在战场上率军起义，回到了解放区。

 

　　这样鲜活的例子在我党历史上还有很多。那么，中国共产党靠什么吸引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国民党党内人士？靠的就是理想信念。

 

　　3.塔西佗陷阱

 

　　2014年3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指出：“如果群众观点丢掉了，群众立场站歪了，群众路线走偏了，群众眼里就没有你。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提出了一个理论，说当公权力失去公信力时，无论发表什么言论、无论做什么事，社会都会给以负面评价。这就是‘塔西佗陷阱’。我们当然没有走到这一步，但存在的问题也不谓不严重，必须下大气力加以解决。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就会危及党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这非常值得我们警惕。

 

　　实际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上述三个“历史魔咒”早有论述，就是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即长期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这是外因。“四种危险”，即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这是内因。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因此，必须保持越是艰险越向前的英雄气概，敢于斗争、善于斗争，逢山开道、遇水架桥，做到难不住、压不垮，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航船劈波斩浪、一往无前。

 

　　（二）新时代新使命

 

　　进入新时代，我们党面临新的使命，就是要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下面，我们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主要表现中，感悟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性。

 

　　2017年12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回国参加2017年度驻外使节工作会议的全体使节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做好新时代外交工作，首先要深刻领会党的十九大精神，正确认识当今时代潮流和国际大势。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018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2018年9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强调：“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崛起，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均衡，世界各国人民的命运从未像今天这样紧紧相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重大战略判断非常具有前瞻性。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主要表现，主要体现在以下七个方面。第一，大国间经济实力对比发生深刻变化。我们先看日本。1995年，日本经济达到历史巅峰，其GDP一度达到美国的2/3，71.3%。而与此同时，美国开始打压日本经济，使日本陷入20年左右的经济停滞。2018年日本GDP约为美国的1/4。再看中国。1978年，中国GDP约为美国的2/30；2018年差距大幅缩小，约为美国的2/3。同时，美国为了遏制中国发展，对中国进行全方位的打压。然而在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经济稳步前行。到2021年，中美经济差距进一步缩小，中国GDP为美国的77%。事实证明，中国的发展是遏制不住的。

 

　　第二，科技进步影响深远并伴随众多不确定性。科技成果运用于生产之中的速度加快，产业链和产业形式的垄断性增强，具有颠覆性的科技创新成果持续涌现，科技发展深刻影响着我们这个时代。比如，5G的广泛应用对世界产生深刻影响，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重塑新能源汽车市场格局等。

 

　　第三，人口结构变化复杂深刻。人口结构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年龄结构，具体表现为人口老龄化渐成全球普遍现象。另一方面是族群结构，这对国家内部社会融合、政治稳定影响深远。比如，中国民族团结一家亲，56个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这在世界上都是非常难得的。

 

　　第四，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正面临解体。美国产出按照汇率计算占22%，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为15%，但美元在全球计价、结算、储备、流动性和融资中所占比率超过50%。也就是说，美国的实力与美元在全球的支配地位不相匹配。很多国家都在一定程度上寻求“去美元化”。

 

　　第五，国际多边合作面临困难。近年来，美国政府相继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以及《伊朗核问题协议》与《苏联和美国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等。美国的“退群”造成国际多边合作陷入困境。另外，美国对俄罗斯、伊朗等国家经济封锁，破坏了国际贸易秩序。

 

　　第六，新冠肺炎疫情带来巨大冲击。

 

　　第七，美国的制度颓势日益显现，贫富分化、产业空心化、基础设施老旧、种族问题等愈加突出，缺少自我革命的能力。而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品格和最大的优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是以勇于自我革命的意志和气魄，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航船劈波斩浪、一往无前。

 

　　总之，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七国集团的影响力减弱了，美国不自信了，各发展中国家逐步发展起来了，西方模式和不公平的国际秩序受到了广泛质疑。因此，面对新时代新使命，我们一定要加强党的建设，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把握机遇，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二、新时代党的建设的基本内容

 

　　新时代党的建设的主线，就是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党的建设的内容，就是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以调动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着力点，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党的建设的目标，就是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下面，我们来看一个案例：秦岭违建别墅案。一段时间以来，秦岭北麓产生了大批违建别墅，不仅圈地占林，试图将“国家公园”变为“私家花园”，而且破坏山体、损毁植被，扰得一片生态之地乌烟瘴气。针对这些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先后6次对秦岭北麓西安境内违规建别墅、严重破坏生态环境问题作出重要批示指示。2018年7月，针对秦岭北麓违建问题的专项整治行动大规模展开，秦岭违建别墅终于被拆除，一些违纪违法党员干部被立案调查，如陕西省委原书记赵正永，西安市委原书记魏民洲，陕西省委原常委、秘书长钱引安，西安市原市长上官吉庆，西安市委原常委、常务副市长吕健，西安市政协原主席程群力，西安市秦岭办首任主任、西安市规划局原局长和红星，西安市国土局原局长田党生，西安市环境保护局原局长罗亚民，西安市政府原秘书长焦维发等。在秦岭违建别墅案中有两个重要问题，一个是贪污受贿，另一个是不讲政治。西安市原市长上官吉庆虽然没有参与秦岭违建别墅案，但在面对这一问题时却有新官怕理旧账的思想，充当“老好人”，这就是严重的不讲政治的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的政治建设。在《增强推进党的政治建设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这篇文章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十九大提出党的政治建设这个重大命题，是有很深的考虑的。任何政党都有政治属性，都有自己的政治使命、政治目标、政治追求。马克思主义政党具有崇高政治理想、高尚政治追求、纯洁政治品质、严明政治纪律。如果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上的先进性丧失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就无从谈起。这就是我们把党的政治建设作为党的根本性建设的道理所在。

 

　　在《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一以贯之》这篇文章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家作为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必须把讲政治作为根本要求。讲政治最根本就是要讲党性，在思想政治上讲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在行动实践上讲维护党中央权威、执行党的政治路线、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绝不能有丝毫含糊和动摇。

 

　　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讲政治是具体的，“两个维护”要体现在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行动上，体现在履职尽责、做好本职工作的实效上，体现在党员、干部的日常言行上。战争年代，党中央和毛主席用电台指挥全党全军，“嘀嗒、嘀嗒”就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声音，全党全军都无条件执行。大家想想，如果党中央发出的号令没人听，做不到令行禁止，那还谈什么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三、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思路和举措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我们党内曾存在“七个有之”，即：搞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的有之，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的有之，搞匿名诬告、制造谣言的有之，搞收买人心、拉动选票的有之，搞封官许愿、弹冠相庆的有之，搞自行其是、阳奉阴违的有之，搞尾大不掉、妄议中央的也有之。

 

　　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15年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体会议上就曾指出，“不得罪成百上千的腐败分子，就要得罪十三亿人民。这是一笔再明白不过的政治账、人心向背的账!”“对腐败分子，我们决不能放过去，放过他们就是对人民的犯罪、对党不负责任!”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定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显著增强，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

 

　　实际上，全面从严治党就好比看病。如果身体某处长了一个毒瘤，那么我们就需要把它切除，这就叫作“祛邪”；如果身体处于一个亚健康状态，那么我们就需要增强抵抗力，这就叫作“扶正”。我们的身体健康要从“祛邪”和“扶正”两个方面一起调理，全面从严治党也需如此。从“祛邪”看，就是“打虎”、“拍蝇”、“猎狐”、扫黑和整顿，从“扶正”看，就是正风气、立规矩、严纪律、建机制、强精神。

 

　　第一，“打虎”。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有腐必惩、有贪必肃，一大批“老虎”“苍蝇”被绳之以党纪国法。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郭伯雄、令计划、苏荣、孙政才、房峰辉、赵正永、秦光荣等一批高级干部因严重违纪违法先后受到党纪国法惩处。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五年，共立案审查省军级以上党员干部及其他中管干部440人，其中十八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43人，中央纪委委员9人；厅局级干部8900余人，县处级干部6.3万人；处分基层党员干部27.8万人。党的十九大以来，我们反腐不歇脚，踏着不变的步伐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大批“老虎”相继落马。

 

　　第二，“拍蝇”。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坚决处理“微腐败”“小官大贪”等突出问题，处分乡科级及以下党员干部超百万人。比如，哈尔滨市南岗区红旗满族乡曙光村原党总支书记兼村委会主任于福祥，作为一名基层党员干部，把曙光村当作自己的“自留地”和“独立王国”，目无法纪、大肆贪占公款，腐化堕落、极度奢靡，涉案金额达2亿多元。

 

　　第三，“猎狐”。我们“猎狐”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追回外逃贪官及赃款。2014年至2020年6月，全国共从1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7831人，其中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2075人、“红通人员”348人、“百名红通人员”60人，追回赃款196.54亿元。

 

　　第四，扫黑。扫黑除恶，不仅仅是铲除黑恶势力，更是打击黑恶势力的“保护伞”。因此在这方面，我们党要重拳打击“大老虎”，同时还要连根拔除依附于“大老虎”的黑恶势力。比如，云南昆明孙小果涉黑案。

 

　　第五，整顿。这主要是全国政法队伍的教育整顿。2021年2月至6月，全国第一批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在市县两级集中开展，各地各有关部门掀起一场声势浩大、力度空前的政法队伍自我革命，取得丰硕成果。

 

　　第六，正风气。这也是“扶正”的第一个方面。2012年12月4日，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从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破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从具体问题抓起，聚焦“舌尖上的浪费”“会所中的歪风”“车轮上的铺张”“节日中的腐败”，深入治理隐形变异新表现，坚持标本兼治，严格执纪问责，不断完善制度，扎紧扎牢防范不正之风的制度笼子。经过五年的不懈努力，面上奢靡享乐之风基本刹住，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得到有效遏制，不正之风惯性得以扭转。党的十九大对作风建设作出了新部署，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要求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第七，立规矩。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统筹推进各领域党内法规制定工作，着力形成以党章为根本、以准则条例为主干，覆盖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各方面，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运行有效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比如：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

 

　　《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

 

　　《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

 

　　《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

 

　　《中国共产党党务公开条例（试行）》

 

　　《中国共产党工作机关条例（试行）》

 

　　《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

 

　　《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试行）》

 

　　《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

 

　　《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

 

　　《中国共产党党校工作条例》……

 

　　第八，严纪律。在这方面，我们党也出台了一系列党内法规规范。比如：

 

　　《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

 

　　《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第九，建机制。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巡视作为加强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纳入全面从严治党总体部署，深入推进巡视工作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探索了一条实现党自我净化的有效路径。同时，不断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持续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把党内监督与国家监察有机统一，进行了一场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的深刻变革，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监察体制改革之路。

 

　　第十，强精神。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共开展五次集中教育，主要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通过一系列党内集中教育，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在社会上蔚然成风。

 

　　总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历程，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具有自我革命勇气和能力的党。同时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到，全面从严治党永不停歇，赶考永远在路上。
 

（秦国伟：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