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

 

　　早在先秦时代，我们的先辈就提出过“小康”社会的伟大理想，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个理想在中国古代只能是梦想！

 

　　当下，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通过全国人民的一致努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即将实现！这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震古烁今的伟大事业！本期报告将以《中国古代扶贫救灾故事及其启示》为题，通过若干中国古代扶贫救灾故事及其启示，对中国古人在扶贫救灾方面积累的经验和做法进行梳理总结。

 

　　一、中国古代扶贫救灾故事及其启示：心系百姓

 

　　中国古人对扶贫救灾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其中一些人为了做好扶贫救灾工作而不顾自身安危。比如，西汉敢于直谏的名臣汲黯就是这样的人。据《资治通鉴·汉纪·汉纪九》记载：“河内失火，延烧千馀家，上使黯往视之；还，报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烧，不足忧也。臣过河南，河南贫人伤水旱万馀家，或父子相食，臣谨以便宜，持节发河南仓粟以振贫民。臣请归节，伏矫制之罪。’上贤而释之。”

 

　　这段话的意思是，有一年，西汉的河内郡（今河南省焦作）一带发生了火灾，汉武帝委派汲黯作为特使前去查看情况。在路过河南郡（今河南省洛阳市）一带时，他目睹了当地百姓饱受水旱灾害的惨状，灾民多达万余家，有的竟至于父子相食，于是，汲黯就假托皇帝懿旨，打开了当地的政府仓库，动用了国家的战略储备粮在当地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救灾扶贫活动。赈灾结束，汲黯回朝面圣说，我现在请求缴还符节，承受假传圣旨的罪责。汉武帝认为汲黯贤良，免他无罪。

 

　　很多人认为，汲黯此举得不偿失，虽然当地百姓得到了救济，但却得罪了许多人，第一，得罪了当地的官员。因为汲黯自京城而来，只是路过，而面对当地灾民饥寒交迫无动于衷的地方官们是有瞒报行为的，说明他们为官不作为。当时的官场生态讲究“和光同尘”，汲黯的做法会让当地官员非常难堪。第二，此次汲黯私自开仓放粮，会让朝中专门负责此事的同僚觉得他在多管闲事。由于汲黯不搞团团伙伙，还因认死理得罪过很多同僚，此次矫诏发放粮食等同给了那些想报复他的人“子弹”。第三，汲黯不经皇帝批准就私自动用国家战略储备粮，虽然动机很好，但却是矫诏行为，在封建社会皇帝很忌讳这种事情。

 

　　北宋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惩治贪腐不惧得罪权贵“一家哭与一路哭”的故事很多人都听过。范仲淹在任参知政事（副宰相）后，推行了“庆历新政”。新政对那些做官凭关系、升官拍马屁的官员一律进行了撤换。一次，范仲淹派了一批按察使，到各地去了解情况，然后写出书面报告，将一些昏庸无能的官吏从登记簿上划掉。枢密副使富弼见范仲淹拿着朱笔一道一道地涂抹，动了恻隐之心，就对范仲淹说，十二丈啊（“丈”是士大夫间的尊称；范仲淹排行十二，人称“范十二丈”，相当于清朝的“十二爷”），您拿笔涂这么一道杠子容易，可不知道这一笔下去，一个家庭的老小都得抱头痛哭呀！范仲淹停下笔，对富弼说，唉，一家哭，总好过一路（“路”是宋代的行政区划，接近于现在的“省”）哭吧！我这样一笔一笔划下去，是为了让一路的百姓不再哭，纵然有几个家庭破败，我也没有办法。最后，范仲淹还是把这批官员逐个撤职了。

 

　　需要说明，宋太祖赵匡胤曾有“不得杀士大夫”的祖训。所以范仲淹生活的时代，读书人与皇帝之间更像是朋友关系。重要的是，范仲淹整治贪腐并没有得罪皇帝，所以，他所面临的危险远不及汲黯的危险大。因为假传圣旨在封建时代是重罪，如果没有天大的勇气，没人敢去尝试。但汲黯却真的做了，并且只是为了帮助河南郡上万户食不饱腹的灾民！可见，汲黯是真心系百姓，一心扶贫救灾，把自我前途安危置之度外，这种一心为民的精神值得赞颂。

 

　　二、中国古代扶贫救灾故事及其启示：行动比心动更重要

 

　　《为学一首示子侄》中记载了一则故事：“蜀之鄙有二僧：其一贫，其一富。贫者语于富者曰：‘吾欲之南海，何如？’富者曰：‘子何恃而往？’曰：‘吾一瓶一钵足矣。’富者曰：‘吾数年来欲买舟而下，犹未能也。子何恃而往！’越明年，贫者自南海还，以告富者，富者有惭色。”

 

　　故事是说，蜀地边境有两个和尚，其中一个贫穷，其中一个富裕。穷和尚对有钱的和尚说，我想到南海去，你看怎么样？富和尚说，你凭借什么去？穷和尚说，我只需要一个水瓶，一个饭碗就足够了。富和尚说，我几年来想要雇船沿江而下，尚没有成功。你凭借什么去！到了第二年，穷和尚从南海回来了，把到过南海的事告诉了富和尚。富和尚脸上露出了惭愧的神情。

 

　　有些人会认为，富和尚会达成愿望，毕竟，不远千里前去南海，没有物质条件做支撑肯定不行。但最终达成愿望的竟是那位穷和尚。这个故事形象地说明了心动与行动的关系，前往南海没有心动肯定不行，重要的是行动。

 

　　在中国历史上，曾有很多文人写过同情贫民的诗文，但其中有些人只有心动而缺少行动。很多人都读过题为《悯农》的两首唐诗，“锄禾日当日，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它们的作者是唐朝诗人李绅。在不了解唐代历史的人心中，李绅应该是扶贫楷模，但事实上他却是“半截子革命派”“言语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在为官前，李绅确实对弱势群体有心动、嘴动和笔动，并且他还写过另外一首《悯农》诗：“垄上扶犁儿，手种腹长饥。窗下织梭女，手织身无衣。我愿燕赵姝，化为嫫女姿。”这首诗据说是在敦煌石窟的唐人诗卷中被发现的。可就是这位以“悯农”闻名于世的诗人在当了大官后，却忘记了初心。

 

　　与为官后反差巨大的李绅相比，清代直隶总督方观承属于封建官僚阶层中的另类，虽然他没有李绅有名，但却实实在在地把扶贫由心动迈向了行动。在方观承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后不久，在翻阅呈报上来的卷宗时发现，直隶地区每年冬天都有大量流民因衣食无着而辗转于沟壑之间，随时会冻饿而死，遇到灾荒时更是雪上加霜，他感到于心不忍，于是，精心制定了一份救助方案上奏朝廷，请求开设留养局救济流民。

 

　　据记载，在方观承的大力倡导下，直隶148个州县设置了561个留养局，平均每县将近4所。据乾隆年间《河间府志》记载，以往没有设立留养局的时候，河间府每年冬天有多达几千人因为冻饿而死，而设立了留养局后，这一数字大幅降低。方观承设立留养局的确是件大功德！

 

　　在比较了李绅和方观承的做法后，我们在“话语”层面不排斥李绅，甚至还需要他为扶贫“鼓与呼”，但从处于水深火热中的贫困百姓的角度看，我们更需要“行动派”方观承。

 

　　三、中国古代扶贫救灾故事及其启示：解决吃饭问题

 

　　扶贫救灾要先解决吃饭问题。中国古代有三大“贤母”：孟母、岳母、漂母。人们之所以尊敬孟母和岳母，是因为她们分别教育出了孟子和岳飞。与这两位母亲相比，漂母是连姓名都没留下来的普通女子，为什么会受到人们的尊敬？因为她曾救助了一位历史名人——韩信。据《史记·淮阴侯列传》记载：“韩信者，淮阴人也。始为布衣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又不能治生商贾，常从人寄食饮，人多厌之者。常数从其下乡南昌亭长寄食，数月，亭长妻患之，乃晨炊蓐食。食时信往，不为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绝去。

 

　　信钓於城下，诸母漂，有一母见信饥，饭信，竟漂数十日。信喜，谓漂母曰：‘吾必有以重报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

 

　　这段话的意思是，韩信，淮阴人。最初是平民时，生活贫穷，没突出的品行，不能被推举担任官吏；又不能做买卖谋生，经常向人乞讨食物，人们都非常厌恶。他曾向下乡地方的亭长乞讨食物，几个月后，亭长的妻子不想救济韩信吃食，于是每天早晨做好饭后便躲在房间里吃。不再为韩信准备食物。韩信很气愤，最终绝交离开。

 

　　韩信在淮阴城下钓鱼，河边有一些老年妇女在漂洗棉絮，有位善良的老妇人看见韩信饥饿难耐的样子，就把自己的饭菜拿出来给韩信吃，一连十几天，韩信非常感激，发誓以后定要报答这位老妇人。老妇人听了生气地说，我是可怜你才给你饭吃，根本没有指望你来报答。

 

　　虽然在那个时代，社会黑暗，但漂母做法让却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光辉。

 

　　“滹沱麦饭”的故事很多人听过。故事发生在东汉光武帝刘秀称帝前的落魄时期，据文献记载，刘秀自蓟县向东南奔驰，日行夜宿，到了饶阳县的无蒌亭。这时天气寒烈，部众都饥饿疲乏，冯异献上豆粥。第二天一早，刘秀对诸将说，昨天得到冯异豆粥，饥寒都解除。等到了南宫县，遇到大风雨，光武把车引入道傍空舍，冯异抱着柴薪，邓禹把柴薪烧燃，光武对灶烤着衣服。冯异再进麦饭菟肩。因而再渡过滹沱河到信都，拜冯异为偏将军。

 

　　后刘秀称帝，有人参奏冯异在关中独断专行，威望很高，权力很大，很多人称他为“咸阳王”，冯异有自立为王谋反苗头。但刘秀根本不相信，因为冯异曾经在刘秀最困难的时候救济过他。这也证明，人在饥寒交迫时，一顿温暖的饭可以给人力量和温暖，甚至铭记一辈子。

 

　　明太祖朱元璋第五子、医学家朱橚之所以被后人纪念，并不因为他是皇帝之子，而因为他竭尽所能地救济过贫苦百姓。当他看到有很多百姓因吃不上饭，靠野菜充饥时，为了让百姓不误食有毒的野菜，编撰了《救荒本草》一书。有人会提出疑问，“本草”类图书是医书，怎么能扶贫呢？第一，此书与传统的“本草”图书不同，书中对植物的描述来自朱橚的直接观察，并不作繁琐考证，只用简洁通俗的语言将植物形态表述出来。此外，每描述一种植物，就附上一幅插图。第二，因担心百姓误食有毒野菜，朱橚在《救荒本草》中记载了一些消除植物毒性的方法。比如，在讲述白屈菜的食用时，他指出要用细土与煮熟的植物体同浸，然后再淘洗以除有毒物质。更有人认为，近代植物化学中的吸附分离法，可能始于《救荒本草》。第三，《救荒本草》共记录各类植物400余种，近三分之二是之前同类图书中没记载过的种类。所以，从以上几点看，朱橚是一位让人尊重的皇室成员。

 

　　四、中国古代扶贫救灾故事及其启示：杜绝基层舞弊

 

　　“舞弊”指被审计单位的管理层、治理层、员工或第三方使用欺骗手段获取不当或非法利益的故意行为。扶贫救灾如果监管不力，极有可能出现基层官员舞弊的情况。而基层官员舞弊很多都源于上级主管部门和基层官员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孟子•万章》中记载了一则故事：“昔者有馈生鱼于郑子产，子产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则洋洋焉，悠然而逝。’子产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谓子产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这个故事的意思是，从前有人送了条活鱼给郑国的子产，子产让下人把鱼放进池子里。但下人把鱼煮着吃了，却回来报告说，刚把鱼放在池子里时，鱼还奄奄一息的，过了一会，鱼就摇头摆尾地游动起来，眨眼间就钻进深水里不见了！子产听了，说，鱼儿得到好的去处了！鱼儿得到好的去处了！”下人出来后对别人说，谁说子产聪明？我把鱼吃了，他却还说，鱼儿得到好的去处了！鱼儿得到好的去处了！

 

　　在此故事中，下人之所以能欺骗郑国的高官子产，很重要的因素是信息不对称。

 

　　清代名臣郭嵩焘曾有一则史论：“汉唐以来，虽号为君主，然权力实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故西汉与宰相外戚共天下，东汉与太监名士共天下，唐与后妃藩镇共天下，北宋与奸臣共天下，南宋与外国共天下，元与奸臣番僧共天下，明与宰相太监共天下，本朝则与胥吏共天下耳。”（这段话的“本朝”指的是清朝）。

 

　　其实，岂止是清朝与胥吏共天下，因为中国古代历朝历代的基层治理都离不开小吏。宋高宗曾说：“祖宗置义仓以备水旱，最为良法，而州县奉行不虔，妄有支用，浸失本意。或遇水旱，何以赈之？”这段话意思是，祖宗设立义仓是预防水旱灾情的良策，但下面的州县有妄自挪用的行为，这就失去了祖宗原有的用意，如果遇上水旱之灾，用什么来赈灾呢？

 

　　宋代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朱熹在《<朱子语类>卷一百六·朱子三》中道：“每常官吏检点省仓，则挂省仓某号牌子；检点常平仓，则挂常平仓牌子。只是一个仓，互相遮瞒！”这句话的意思是，当时的基层官员经常倒卖国家用于救灾的战略储备粮，如遇上级检查就耍“七个锅盖八个锅轮流盖”的把戏，没灾情时万事大吉，一旦百姓受灾，就会暴露无遗！

 

　　写过著名篇章“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躇。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元代著名文学家、政治家张养浩在出任陕西行台中丞，前往救灾时，就遇到了基层官员营私舞弊的情况。

 

　　在当今古代题材影视剧中，很多古人花钱的镜头都能看到银子的身影，这让很多人误以为古人只用银子。但事实上，在古代很多时候纸币才是流通货币。据记载，中国的纸币源于唐代的“飞钱”，到了北宋，出现了纸币“交子”，后来又出现了“钱引”“交钞”等纸币。

 

　　元世祖忽必烈建上都城后，听从开国军师刘秉忠的建议发行纸币，并将其作为主要货币在全国大范围流通。但由于当时的印刷条件所限，纸币在长时间使用后，极易造成字迹不清或票面破损，这就给了某些基层官员可乘之机。

 

　　在张养浩抵达陕西前，当地负责救灾的官员曾经给百姓们发放了一些纸币，这些纸币大都字迹不清或票面破损。当时一斗米值十三贯钱，百姓手中的纸币稍有不清或破损就不能用，只得到府库中去调换，而那些奸刁之徒就乘机营私舞弊，把十贯钱兑换成五贯，民间怨声载道，差点就酿成了大规模动乱。在当时，很多人都认为这是无解难题。

 

　　了解历史的知道，元政府赈灾主要有四种方式：一是开仓放粮；二是禁止酿酒，节约粮食；三是发放纸币。四是粮、钞并赈。从赈灾方式来讲，陕西基层官员给百姓发放纸币并没有错误，纸币字迹不清或票面破损也不能归因当地官员，但这些官员不该利用当时纸币缺陷的漏洞去鱼肉百姓。

 

　　张养浩到任后主动作为，用良币驱逐劣币。第一，他命令部下清点陕西钱库里无损耗纸币，共1850余万贯。第二，他让部下在这些无损耗纸币背面盖上印记，又印制了十贯和五贯的小额纸币发给灾民。第三，他令米商凭纸币上的印记把米卖给灾民，然后米商再到府库兑换相应的银两，这样一来，那些奸商污吏再没办法营私舞弊了。

 

　　五、中国古代扶贫救灾故事及其启示：畅通运输

 

　　畅通运输不仅有助于扶贫救灾，更重要的是关系国计民生，从古至今皆是如此。三国时期虽然蜀国国力相对较弱，但诸葛亮却可“六出祁山”，除了制定了“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目标外，很重要的一点是他发明了“木牛流马”，解决了军需运输的问题；而三国时期的吴国虽有长江天堑，但最后依然被灭国，其很重要的原因是灭亡吴国的军队先占据了地势之便，即使吴国花大气力打造了又粗又长的铁索，横拦于长江之上，最后也只能“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所以，交通运输的重要性，对于一个政权的存亡也至关重要。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秦始皇、隋炀帝为什么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也要修建“灵渠”和“大运河”了。循着这一思路，不难发现，很多事情如果换一个角度考量，可能会得出与以往不尽相同的结论。比如，唐代诗人杜牧的诗句“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其实是批评了唐玄宗和杨贵妃的奢侈腐败，但同时也折射出当时的交通极不发达。换个角度思考，如果能缩短物品的运输时间，是否能帮百姓脱贫甚至发家致富呢？其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在中国古代，这件事做起来很有难度，因为通畅交通需要大量资金支撑。虽然可以从战略上蔑视钱，但在战术上还是要重视它。所以，中国民间才会有“一文钱难倒英雄汉”的说法。

 

　　东汉名臣虞诩任武威太守时遇到了武威受灾，他想要扶贫救灾时，却遇到了很棘手的问题。因为武威历来交通极不发达，扶贫救灾最好开通水运，但当时虞诩缺乏资金。起初，虞诩向上级政府报了经费需求，但东汉政府并没有重视这件事，认为虞诩开通水运纯属多事之举。如果按照当时“不得罪豪门”的为官潜规则，虞诩也许要从百姓手里搜刮资金了，但他没有这么做，而是下定决心，从豪门望族手里筹集资金。正巧在他任武威太守后，巧妙地平定了一场大叛乱。同时他还了解到当地很多富豪与叛军勾结，于是他将计就计，邀请武威所有富豪来太守衙门赴宴。宴会开始前，他让部下抬出一个大口袋，里面全是信函，并告诉赴宴的富豪，这些信函是从叛军手里缴获的，其中有武威本地不法分子与叛军勾结的证据。按当时的法律，与叛军勾结，最高可以判处死刑，家人陪葬，家产充公。虞诩很高明，他并没有说出私通叛军人员的信息，而是话锋一转，对在座的富豪表达了他想疏浚河道、购买船只、雇佣船工、开通水运。在座的富豪们听后，纷纷赞成，但虞诩长叹一声表示，主意是好可他手里缺少经费！听到这里，富豪们都明白了。但这时要让富豪们主动掏钱，还是有难度的。于是，虞诩让部下把缴获的信函拿来，放到自己的台案前，对在座富豪说，你们再考虑考虑，我先看看武威郡私通叛军的人都有谁！按律当斩！但如果有人能慷慨解囊帮助开通水运，他则会把信函一烧了之！虞诩话音刚落，富豪们纷纷捐出巨款。在收到巨款后，他当场焚烧了一部分信函，但还是留下几封信。虞诩的手段让当地富豪都不敢造次了，他则把来之不易的经费全部用来改善当地的交通。

 

　　六、中国古代扶贫救灾故事及其启示：人人平等

 

　　《范进中举》很多人读过，范进中举后为什么会高兴地疯了？因为，按当时的制度，当了举人后就会享有不缴纳税赋的特权。同样《水浒传》中的柴进为什么敢收留一些不法之徒，因为他自称是后周皇帝柴荣的后代，赵匡胤曾给柴氏子孙留下免死的“丹书铁券”。通过范进和柴进的例子，虽然他们只是文学人物，但也说明了在古代一旦进入特权阶层，就会与普通百姓有不一样的待遇。所以在古代人人平等是百姓的梦想。

 

　　三国时期，曹魏名臣仓慈曾被任命为敦煌太守。由于敦煌地处西域，离中原很远，所以此处的权贵们骄横跋扈、无法无天。据史料记载，敦煌有一个名叫张猛的豪强，因为雍州刺史邯郸商没有对张猛表示出应有的尊敬，张猛于是带人把邯郸商杀掉了。在敦煌像张猛这样的狂徒不少，对待上司都说杀就杀，当地民生被他们搞得乌烟瘴气！

 

　　仓慈上任伊始，敏锐地发现了这个问题，此时最简单的办法是惩治几个豪强大户。但仓慈没有这么做，而是通过“清理多占田亩”的方式逼迫那些豪强把强占土地和财产吐出来，并且取消他们的“超国民待遇”。仓慈先后从当地豪强手里拿回数千亩良田，并分给了当地百姓，使他们通过耕种自己的田地进而脱贫。此外仓慈也没有遭到特权阶层的强烈反对，他可谓是一个老成谋国之人。

 

　　七、中国古代扶贫救灾故事及其启示：以德服人

 

　　隋朝大臣辛公义被任命为岷州刺史，当时此地风俗是惧怕疾病，假如一人患病，全家都躲避他，父子、夫妻之间互相不看护照料，毫无孝义之道。面对这种情况，如果辛公义是一个得过且过的官僚，他可能会就此罢手，不去关心百姓生活。但事实上辛公义是一个以上率下、以身作则的人，所以他为了扭转这种不良风气，就派部下到各地巡察，把那些被家人遗弃的病人直接接到他的办公场所，一边让人照料病人，一边处理公务。此外，辛公义还把病人的亲属叫到他的办公室，并对他们说，过去病人之所以大多病重而死，是因为没有人照料的缘故！病人的亲属听后都很惭愧。这件事之后，当地“见死不救”的不良风气逐渐改变，人们变得相互关怀、友爱。在扭转不良风气后，辛公义带领当地百姓开始种植药材，随后又打开药材的销路，使当地百姓逐步摆脱了贫困。

 

　　八、中国古代扶贫救灾故事及其启示：扶贫要注意方式方法

 

　　“供给侧改革”是指调整经济结构，使要素实现最优配置，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数量。其实，在扶贫救灾工作中，同样存在“供给侧改革”的问题。分享一个事例，《礼记·檀弓下》记载：“齐大饥，黔敖为食于路，以待饿者而食之。有饿者蒙袂辑屦，贸贸然来。黔敖左奉食，右执饮，曰：‘嗟！来食！’扬其目而视之，曰：‘予唯不食嗟来之食，以至于斯也！’从而谢焉，终不食而死。”这句话的意思是，春秋时期，有一年齐国闹大饥荒。当时，有个叫黔敖的人煮了一大锅粥，摆在大路边，救济灾民。有个饥肠辘辘的人用衣袖遮住脸，拖着鞋子，昏昏沉沉地走了过来。见到有人来，黔敖左手端着食物，右手端着汤，对那个饥肠辘辘的人说：“喂！来吃吧！”这时那位饥肠辘辘的人抬起眼看了看黔敖说，我就是因为不吃侮辱我尊严的食物，才饿成这个样子！黔敖追上去向他道歉，但那个人最终还是饿死了。这就是“不食嗟来之食”典故的由来。虽然大多数人都会赞叹那位不受羞辱者的气节，但“从而谢焉”这句往往被大家忽略了。为什么黔敖要追上去向那个人道歉？我认为是黔敖发现自己的扶贫“供给”态度不端正，方式方法让人难以接受。所以他马上进行了“供给侧改革”，进而“从而谢焉”。从黔敖知错就改来看，他是一个值得肯定的人。

 

　　宋代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的扶贫救灾方式方法是值得肯定的。《梦溪笔谈》中记载，皇祐二年，吴中大饥，殍殣枕路，是时范文正领浙西，发粟及募民存饷，为术甚备，吴人喜竞渡，好为佛事。希文乃纵民竞渡，太守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游。又召诸佛寺主首，谕之曰：“饥歳工价至贱，可以大兴土木之役。”于是诸寺工作鼎兴。又新敖仓吏舍，日役千夫。监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嬉游不节，及公私兴造，伤耗民力，文正乃自条叙所以宴游及兴造，皆欲以发有馀之财，以惠贫者。贸易饮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于公私者，日无虑数万人。荒政之施，莫此为大。是歳，两浙唯杭州晏然，民不流徙，皆文正之惠也。

 

　　这个故事的意思是，皇祐二年，吴中发生大饥荒，饿死者的尸体遍布道路。此时范仲淹主管浙西，调发国家仓库粮食，募集民间所存的钱物来赈济灾民，救荒之术非常完备。吴中百姓喜欢比赛舟船，爱作佛事，范仲淹就鼓励民间多举办赛事，太守每日出游宴饮于西湖上。自春天到夏天，城中居民大规模出游，尽情玩赏。又召集各寺院主持僧人，告谕他们，灾荒年间民工工价最低，可以趁此大力兴建土木工程。于是各个寺院都兴建土木。官府也翻修仓库和官吏住舍，每天雇役一千多人。但监察机关弹劾杭州长官不体恤百姓，荒废政务，嬉戏游乐毫无节制，以及官府、私家兴建房舍，伤耗民间财力。范仲淹于是自己草拟奏章，申述因为饮宴和兴造房舍的缘由，是要调发有余的钱财来救济贫民。那些从事贸易、饮食行业的人，工匠、民夫，仰仗官府、私家养活的，每天大概可达几万人。救济灾荒的措施，没有比这一做法更好的了。这一年两浙路（北宋地方行政区，包含杭州）灾区唯有杭州平安无事，百姓没有流亡。

 

　　范仲淹在扶贫时注重了方式方法，他将扶贫物资的“直接供给”改为“间接供给”，不仅救济了被帮扶对象，还关注了他们的自尊心，并且留下了一段扶贫佳话。

 

　　九、中国古代扶贫救灾故事及其启示：知与行的关系

 

　　20世纪20年代，中国知识界曾经有过“知”与“行”的辩论。孙中山、胡适等很多名人都参加了这场辩论，其中鲁迅先生还曾专门写过文章谈及此事。“知”与“行”究竟哪个更不容易做到，其实没有标准答案，因为前者说的是“认识世界”，后者说的是“改造世界”，它们不在一个逻辑平面上。就像让关公和秦琼比武，并没有实际意义！

 

　　在现实生活中“知”与“行”的结合更为重要。“纸上谈兵”的赵括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他没有把“知”很好地转化为“行”。与赵括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岳飞。据记载，岳飞好读兵书，一次他和上级宗泽讨论阵法，宗泽对岳飞说：“尔勇智才艺，虽古良将不能过，然好野战，非古法，今为偏裨尚可，他日为大将，此非万全计也。”因授以阵图，先臣一见即置之。后复问先臣，先臣曰：“留守所赐阵图，飞熟观之，乃定局耳。古今异宜，夷险异地，岂可按一定之图？

 

　　这段话大意是，宗泽对岳飞说，虽然你的才能超过了很多能征惯战的古代将军，但你的作战方式都是野路子，不是自古以来大家认可的战法。现在战斗规模不大你还能应付，一旦将来成为大将，这些野路子不是万全之策。岳飞在翻阅了宗泽给的阵图后说，战场形势，瞬息万变，这些阵图，都是既定之规，已成之法，以不变的阵图去应对瞬息万变的战场，是不可能取胜的。只有把“知”和“行”巧妙地结合起来，才能够百战百胜。

 

　　南宋治荒名吏董煟曾编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扶贫救灾专著——《救荒活民书》。到了清朝，乾隆皇帝还对这本书称赞有加，下令不断刊印并向全国发行。董煟被人称道，并不仅因为他在扶贫救灾“知”的方面做出过骄人成绩，更因为他还能处理好“知”和“行”的关系。

 

　　据记载，董煟考中进士后不久，被任命为瑞安知县，刚上任就遇到了几十年不遇的洪灾。作为知县，他必须承担起救灾的重任。按以往的救灾举措，一般是由官府出面开施粥的粥棚，这种做法有实际用处，但也存在一些缺陷：一是普惠性不够。在闹洪灾的情况下，道路泥泞难行，肯定会有一部分人到不了粥棚就会被饿死。二是可持续性不够。如果仅靠官府救灾，难以持续，因为官府人力、财力、物力有限。三是灾民不易大量集中。如果组织管理不善，容易造成次生灾害。

 

　　面对现实情况，董煟根据他在救灾扶贫方面长期积累下来的“知”，决定因地制宜开展救灾行动。首先，他说服当地富商与官府共同拿出粮食救济灾民，然后又动员各方力量在其管辖范围开设了十几个粥棚。这种不拘泥惯例的做法活民无数。

 

　　十、中国古代扶贫救灾故事及其启示：精准精确

 

　　古代扶贫救灾也提倡扶贫的精准化。这就如同治疗某些疾病需要精准用药一样，是一种“好、省、快”的行为和举措。同时，因为这种举措具有精准性的特点，从而避免了扶贫资源的损耗，使那些真正需要被帮扶的对象能获得更多资源。在古代，精准扶贫如果能真的实行，将是一件善莫大焉的好事。正像唐朝著名高僧鸟窠禅师对白居易说的，三岁孩儿虽道得，八十老翁却行不得。所以精准化扶贫古人做起来并不容易，其中最终要的原因就是信息传递的不够及时和不对称。

 

　　虽然古时候的信息传递不够通畅，但还是有人做的不错。他就是唐代改革税赋的杰出人物刘晏，其在小时候就展现出过人的天赋，《三字经》中“举神童，做正字”说的就是他。

 

　　刘晏在为官时，找到了解决信息不对称的方法，就是建立全国性的经济信息网络，搞“大数据”。虽然唐朝没有“大数据”一词，但其原理和现代“大数据”差不多。史料记载，刘晏初为转运使，常以厚直募善走者，觇报四方物价。虽远方不数日皆达使司。这句话的意思是，刘晏担任转运使时，用丰厚的报酬招募善于走访的人才，察访报告各地的物价，即使遥远的地方的物价，用不了几天也能送到转运使官署。通过这种方式，就能调节物价高低，让全国物价保持平稳。

 

　　本期报告，我分享了一些中国历史上的扶贫救灾故事及其启示。他们故事只是个人行为，充其量只能影响一个地区，难以惠及当时的中国，这不是他们的问题，而是历史和时代的局限问题。

 

　　上下五千年，纵横万万里。随着完成脱贫攻坚历史性目标任务的时间越来越近，人类脱贫史上的伟大壮举即将在新时代中国实现。这在任何朝代，任何国家都难以做到！我们应当以生活在新时代而感到无比自豪和骄傲！前辈回眸应笑慰，擎旗自有后来人。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