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高度重视发展数字经济，在2000年福建工作期间就提出建设“数字福建”，在2003年浙江工作期间又提出建设“数字浙江”，党的十八大以来更是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2021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进行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可以说，数字经济发展已处于进行时，不是我们想做就做、不想做就不做的，而是必须要去做的。

 

　　从2000-2021年全球十大市值公司排名来看，2000年只有1家互联网企业上榜；2010年有2家；2020年有7家，其中中国企业有2家；2021年还是7家，其中中国企业有1家。

 

　　列宁曾说，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仅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也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这句话正适用于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现状。也就是说，我国数字经济的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发展。

 

　　以上，我们认识了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性。那么接下来，我们将从三个方面认识数字经济是什么、怎么干，如何推动高质量发展。

 

　　一、数字经济既是类别经济更是断代经济

 

　　数字经济的概念及其形成与发展。“数字经济”这一术语最早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1995年，经合组织（简称OECD）详细阐述了数字经济的可能发展趋势，认为在互联网革命的驱使下，人类的发展将由原子加工过程转变为信息加工处理过程。1996年，美国学者唐·塔斯考特在《数字经济：网络智能时代的前景与风险》一书中描述了计算机和互联网革命对商业行为的影响。1998年，美国商务部发布的《浮现中的数字经济》研究报告，描述了在IT技术扩散和渗透的推动下，从工业经济走向数字经济的发展趋势，并将数字经济的特征概括为“因特网是基础设施，信息技术是先导技术，信息产业是带头和支柱产业，电子商务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2000年，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同志提出“数字福建”战略。2002年，美国学者金范秀将数字经济定义为一种特殊的经济形态，指出数字经济的活动本质为“商品和服务以信息化形式进行交易”。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成熟及经济社会数字化程度不断提升，“数字经济”的内涵和范畴在早期基础上进一步扩大。2016年，G20杭州峰会通过的《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将数字经济界定为，“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这一定义得到比较广泛的认可。

 

　　数字经济是断代经济。我们知道，断代经济主要是关键生产要素发生了根本变化。比如：农业经济的生产要素是劳动力和土地；工业经济的生产要素是资本、劳动力和土地，资本是关键生产要素；数字经济的生产要素是数据、资本、劳动力和土地，数据是关键生产要素。需要清楚的是，新的生产要素取代传统成为关键生产要素，但在一些条件下，传统的生产要素也可起到关键性作用，像土地依然是部分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也就是说，新的生产要素是部分取代，传统生产要素依然起到一定作用。

 

　　数字经济是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的经济形态。什么是数据？信息技术产生的数字化数据，像工业时代的石油或是现代的阳光。作为生产要素的数据，具有数量的累积性、功能的融合性、权属的分置性、使用的流动性、交易的价值性、信息的安全性。

 

　　经济生活时空新变迁。1916年，大家看的是报纸；而现在，大家看的是手机。据统计，每人每天在移动终端上花费3.5个小时，每天在微信上的平均驻留时间超过90分钟。

 

　　数字经济的本质特征。一是数据信息资源逐步成为新的关键要素资源；二是数字技术创新是数字经济持续发展的源动力；三是网络平台是数字经济主要产业组织形态；四是产业融合是数字经济主要表现形式；五是多元共治是数字经济时代必然的治理要求。

 

　　随着数字经济发展，在智能制造方面出现了一种新型工厂——数字工厂，也称为“黑灯工厂”。美国人曾说，如果看到一个工厂有超过1万人在工作，则说明它行将死亡。现在，位于南京市滨江开发区的中兴通讯滨江智能制造基地“用5G智造5G”，实现了无人化操作生产。

 

　　数字经济普及的关键是末端连接+云服务。可见，末端非常重要。英国《泰晤士报》网站曾报道，中国手机支付普及度令人称奇。的确，我们现在拿个手机就可以走遍天下，不仅可以用来扫码支付，还可以网上购物、开会、看病等。这体现的就是末端连接+云服务。

 

　　数字经济的度量与产业范围（三环模型）。国家统计局对数字经济的界定：以数据资源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

 

　　从这一定义来看，数字经济包括核心基础软硬件、网络平台、产业数字化。网络平台向下带动核心软硬科技发展，向上驱动产业数字化提效，成为助力实体经济发展的新力量。另外，数字经济分为两大类，一是产业数字化，二是数字产业化。

 

　　数字经济中的网络交易。网络交易把信息流、货币流和商品流区别开来。比如，在个人所得税年度汇算清缴工作中，政府通过算法计算出每个人的“综合所得年度汇算”，我们只需在个人所得税APP上，按照提示点击“下一步”，最后“确认”即可。这就是由记账方式的改变带来的交易方式的改变。同时，网络交易把移动客户端、移动终端、电信运营商与银行高度捆绑。

 

　　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全新的发展范式。数据成为一种新的生产资料。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将数据转变为有价值的服务。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区块链定义了新的协作关系。这些推动了个人生活的变革，也推动了政府和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可见，数字经济的本质，即利用数字技术，发挥数据价值的一种新经济形态。

 

　　数据要素的特点。第一，高初始固定成本。这导致数字经济形成了一个规模临界点。比如，实体工厂一开工可能就会产生收益，而网络平台企业，如果没有达到一个规模临界点，就会产生亏损；但若达到规模临界点，也未必会赚钱，就如eBay在与阿里巴巴的竞争中败北。第二，零边际成本。第三，累积溢出效应。

 

　　区块链之道：重构信息时代生产关系和治理机制。软件、算法定义生产方式，即大数据是生产资料，云计算是生产工具，互联网、物联网、通信网（5G）等是自然环境，人工智能是生产力，区块链是生产关系。治理模式为：信息传递，从串联机制转为并联机制；信息共享，从离散孤立转为实时同步；信任机制，从对“人”的信任转为对“机器”的信任；传递对象，从传递信息到传递价值；治理能力，从信息化转向精准化；治理机制，由“传统社会治理”转向“现代化社会治理”。这样，社会治理结构呈现扁平化，治理服务过程趋于透明化，比如“掌上政府”。

 

　　网络平台将取代工厂和农户成为数字经济的重要市场主体。网络平台就是连接供给和需求双/多方的双（多）边市场。网络平台经济是指利用云、网、端等互联网基础设施，以数字化平台为服务载体实现网络协同，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实现数据智能的预测推荐，为供给和需求双/多方提供交易撮合、社交资讯等数据服务的新经济模式。网络平台经济由低到高的四层模型：第一层，数字网络平台是主引擎；第二层，数字网络平台企业是主体；第三层，数字网络平台生态系统是载体；第四层，网络平台经济。

 

　　网络平台经济的四大内在特征。第一，网络协同。供需双/多方利用互联网网络平台，在线互动和自组织协作，并诞生出“新物种”。第二，数据智能。网络平台利用智能数据技术提供精准预测，从而提升供需匹配效率。第三，规模经济。网络平台吸引数以亿级的用户群体，为供给端呈现了兼顾个性化的“规模优势”。第四，范围经济。同一网络平台给用户群体提供的数据产品和服务越来越多，而且提供的多种产品总成本低于分别生产各个产品的成本之和。总之一句话，平台经济是生产力新的组织方式，是经济发展新动能。

 

　　全球数字经济竞争呈现出中国及东南亚圈、美国圈、欧洲圈三足鼎立的态势。同时，这三者各有侧重，具体来看：中国及东南亚圈是数字经济应用创新高地，主要体现在应用端；美国圈是数字经济技术原创和全球市场高地，主要体现在头部企业；欧洲圈是更保守的数字经济治理规则，主要体现在发展机制。

 

　　数据资本驱动内生高质量增长。由于数据的特征，数据要素在经济增长中所起到的作用也与传统要素存在不一样的地方。数据可以进入研发、生产、匹配等多个环节，为增长提供新的动力。

 

　　发展数字经济关键在于培育数字商业生态。数字经济中，产业结构从供应链到网络平台到生态不断演化，由此产生的商业生态成为了数字经济下市场竞争的单元。

 

　　二、探索数字经济时代新的经济发展规律

 

　　数字经济与传统工业经济的区别。比如：基本形态上，传统工业经济是链式经济，现代数字经济是平台经济；产业边界上，传统工业经济相对清晰，现代数字经济相对模糊；垄断形态上，传统工业经济是高度集中的、价格上的垄断，现代数字经济也有垄断，但不是价格垄断；成长动力上，传统工业经济侧重内部管理的协调，现代数字经济侧重自组织和网络，也就是威廉姆森所谓的“混合组织”；营销策略上，传统工业经济是广告营销，现代数字经济是“免费”营销，增强用户粘性。

 

　　举个例子。京东搞了一个扶贫项目叫“京东跑步鸡”。这个项目要求贫困户给每只鸡都带上脚环进行计步监督，并承诺对跑到一百万步以上的给予当地三倍价格回购。然后，再以169元的价格在京东销售。有研究机构就这一现象进行了观察并指出，个性化可以带来5-8倍的回报。由此可见，数字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非常明显。

 

　　数字经济降低交易成本。数字化可以大大降低交易成本，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衡量成本，通过大数据等信息化手段，可以使价值衡量信息随商品成型而产生，以大幅减少由衡量产品价值而产生的额外成本。第二，产权界定成本，通过大数据以及泛在网、物联网使用，可以使产权界定衡量信息随产权形成而形成，以大幅减少由产权界定而产生的额外成本。第三，交换成本，通过大数据和电子商务，可以使产权交换信息更加透明、公开和及时，以大幅减少由产权交换而产生的额外资源消耗。

 

　　数据流量增长带来GDP增长。关于流量，有人说，流量决定不了质量，但能解决增量。这体现的是关注度经济。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信息”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力进行建模：

 

　　由此可见，数据流量的重要性。

 

　　数据开放共享赋能经济增长。美国理论学家塞萨尔·伊达尔戈认为，经济增长的本质，是源自物理秩序的增长，即信息的增长。在现实中，经过初步分析，发现信息量增长对经济的影响在2-3年后最为显著，而经济增长对城市信息量的增长没有显著影响。

 

　　数字技术与摩尔定律。摩尔定律是英特尔创始人之一戈登·摩尔的经验之谈，其核心内容为，集成电路上可以容纳的晶体管数目在大约每经过18个月便会增加一倍。而在数字经济时代，摩尔定律的类似逻辑不仅仅是在晶体管的技术革新中成立，在数字经济下的硬件、软件、云、网络等技术的革新中同样成立。因此，数字技术以摩尔定律为规律的革新为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强劲、持续的动力。

 

　　网络效应，分为同边网络效应和交叉网络效应。同边网络效应，简单来说，就是供给端足够的多，必然会吸引需求端的加入；而需求端足够的多，也会吸引需求端的加入。现实中，交叉网络效应带来的效益更大。

 

　　多边市场与价格结构理论。在数字经济下，数字网络平台的存在让多边市场不断发展。多边市场下，价格不再是单一的价格，网络平台可以通过调整对不同边收取的服务费用的大小来影响整个多边市场的发展，因此形成了价格结构。比如，可以两边均收费，或是收一边，补贴另一边，抑或是可以通过价格结构实现市场分层。

 

　　网络平台反垄断理论。网络平台反垄断重点不在于反其规模，而是反其垄断行为。现在，网络平台的垄断行为主要表现在，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合谋、定价）、“二选一”、大数据杀熟等。

 

　　产业互联网与数字协同生产理论。随着数字基础设施的不断发展，基于数字共性技术的协同生产成为一大特点，突出体现在产业互联网或者工业互联网的发展。在数字技术方面，最底层为基础设施即服务（Iaas），其包括技术型基础设施、制度型基础设施和安全型基础设施。中间层为平台即服务（Paas），同时平台也是市场。上面那层为软件即服务（Saas）。还有人说，再加上一层，区块链即服务。可见，在数字共性技术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

 

　　人工智能理论的三大定律。第一条定律为阿什比定律，即任何有效的控制系统都必须和它所控制的系统一样复杂。第二条定律由冯·诺依曼提出，即一个复杂系统的定义特征是，它构成了自身最简单的行为描述。第三条定律，即任何足够简单易懂的系统都不会复杂到能够实现智能化的行为，而任何足够复杂到实现智能化行为的系统都会复杂到难以理解。

 

　　资源权属分离理论——共享经济与零工经济。在数字经济下，大量使用权和所有权分离的场景开始出现，集中体现在共享经济和零工经济这两大经济现象上。其中，共享经济有两种分化，一种是使用时间的细化，另一种是使用人群的扩大。这导致不断分化。

 

　　三、数字经济是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新赛道

 

　　人类进入经济长波演化新时期。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我们进入第五次世界经济长波，目前正处于上升期。根据预测，未来10-20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速度将低于过去20年的增长水平，预计年均增长2.9%，发达国家将低于2%，中国年均增长大约5%。而2008年-2030年是世界经济的衰退和复苏期，正好是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基本创新爆发期，触发2030年开始的第六次世界经济长波繁荣期。

 

　　数字经济的复杂性，也体现在各国国内的不平等焦虑上。在国内，低技能人才的比例逐年减少，中等技能和高技能人才的比例逐年增加。国际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数字技能差距。从（2018-2019年）具有基本计算机技能的人口占比看，发展中国家为46%，发达国家达65%；从具有标准计算机技能的人口占比看，发展中国家为39%，发达国家达49%。

 

　　中美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各有千秋。目前，美国数字经济在三次产业中的渗透率较高。其数字经济公司国际化优势明显，市值规模更大，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原创性和人才方面领先。而中国，有超过十亿的用户规模、日益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快速创新的网络平台，还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家。

 

　　2021年，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递交国会的年度报告中明确建议美国参众两院相关管辖委员会调查并举行听证会，以考虑立法应对中国研发和主导建设的“区块链服务网络”（BSN）。那么，什么是BSN？就是由国家信息中心牵头研发和设计，我国首个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基于联盟链的底层公用基础设施。目前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区块链公用基础设施，拥有141个数据中心（海外8个，境内133个），覆盖六大洲，初步构建了“区块链基础设施的互联网”。

 

　　BSN的最核心目标是推广一套最简单、最方便使用，能够让所有信息化系统都可以随时组建或加入广播式通讯专网的标准通讯协议，与HTTP（仅处理两个信息化系统之间的通讯）平行，名字暂定为BSNP(BSN Protocol)。将来，BSNP利用通讯专网密钥、身份证书、加密算法来保证上网安全。也就是说，既开源，也开放。

 

　　从部分省市数字经济规模、增速和占GDP比重来看，北京、上海处于第一梯队，福建、浙江、江苏、天津、山东、广东、湖北、重庆处于第二梯队，辽宁、贵州、四川、江西、河北等处于第三梯队。我们看，创建了国家级大数据产业发展集聚区的贵州，排在第三梯队的前端，虽然数字经济发展速度快，但经济体量少，占GDP比重略少。

 

　　随着数字经济发展，中国进入“四期叠加”的新时期。第一，战略机遇期，做强做大数字经济已成为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争夺发展主动权的战略选择。第二，起步拓展期，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化效应尚未显现，将来要加大数字经济企业的培育力度。第三，交织发展期，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相互交织演进。比如，近两年较为突出的直播带货，就是供应链基础上的价值链、信息链、资本链、物流链、技术链、制度链等的多链融合。第四，矛盾凸显期，规范、健康、可持续成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迫切要求。

 

　　数字经济发展的新路径。以数据生产要素为核心，以数据流引领物资流、人才流、技术流、资金流，形成产业链上下游和跨行业融合的数字化生态体系，构建“设备数字化-生产线数字化-车间数字化-工厂数字化-企业数字化-产业链数字化-数字化生态”的体系化数据融合范式，打造“数字化企业-数字化产业链-数字化生态”三位一体、递阶演进的产业价值网，构建“生产服务+商业模式+金融服务”数字化生态。

 

　　发展数字经济，除提高效率之外，更注重边界的拓展。第一，交易边界，由最佳网络设备供应商向最佳云基础设备提供商、数字化转型能力提供商拓展。第二，能力边界，向芯片能力、基础软件能力、综合方案能力，云网基础设施能力、组件及中台能力拓展。第三，价值圈边界，国内向500强+头部企业合作拓展，国际向覆盖亚洲、欧洲、南美洲拓展。

 

　　数字化生产带来的效益，每年人力资源成本节省28%、关键工序不良率降低46%、周转效率提升27%、装配质量漏检率降低80%、运营效率年均提升15%。现实生活中，实现数字化生产的制造业企业，其生产、运营成本不断降低，推动利润不断增加。

 

　　构建数字经济新系统。第一，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至关重要。第二，从所有权经济到使用权经济，TOC网络平台趋于垄断，应规范其健康发展。第三，从双边网络平台到产业网络平台，工业互联网兴起。第四，从劳动力、资本到数据、劳动力、资本，数据价值亟待释放。

 

　　数字经济发展的四大新增长动能，即消费互联网、工业互联网、数字基础设施、数据市场。工业互联网促进供应链的数字化转型。目前，全球供应链模式主要是西方主导的全球分工，而工业互联网的发展为中国带来了新机遇，中国企业有机会占据先机，建立生态型商业模式（EBM）。这一模式要打造共享能力、共同进化的生态圈，塑造生态韧性。同时，集各家之所长，驱动能力共享，使之更加敏捷、更加高效。这样，企业更易接入，更多被纳入全球创新网。

 

　　新组织（数字网络平台）的监管问题。2021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进行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那么，如何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我认为，一是有利于推动数据要素规范、高效流动，发挥数据要素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二是有利于维护用户数据权益及隐私权，完善数据产权制度，强化网络平台企业数据安全责任。三是有利于规范市场、促进公平，增强网络平台反垄断监管效力，提高社会福利。四是有利于健全网络平台经济治理体系，规范网络平台经济生态与企业社会责任，激发市场主体创新活力，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最大矛盾，就是科技发展的“快”与社会发展的“慢”，二者冲突难免，需要我们合理解决。比如，有的地方搞易地扶贫搬迁或是安排农民上楼，在此过程中，从村庄整体设计到房屋设计等，地方政府让农民参与决策，满足农民的各种需求。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合理解决数字经济发展矛盾的思路。

 

　　构建多层次的新技术治理体系，确保负责任创新与科技向善。我们要扎牢“红线”，法律规定技术应用的边界，对侵犯个人隐私、损害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算法歧视等行为，划定底线、高压线。放开上线，要创新立法和监管，包容审慎、敏捷灵活、鼓励创新，同时给人工智能新技术、新应用更多先行先试的探索空间。提高基线，要加强行业自律，建立标准、技术指南、伦理框架等，秉持科技向善理念、推广最佳实践等；开展针对技术人员和从业者的伦理教育；提升社会公众的意识培养和技术素养。

 

　　数字经济融入并服务于新发展格局。第一，数字经济服务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展数字经济，改善供需错配，加大去库存，推动新业态、新产品创新，提升中国品牌影响力。第二，数字经济服务于需求侧管理。发展数字经济，进一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促进就业，促进城乡消费协调发展，提升传统消费（衣食住行用）品质化，释放新消费（文旅、健康、生态、社交）潜力，推动服务消费（数字新生活）的发展。第三，数字经济服务于流通体系现代化。比如，统一市场，交通物流，商贸流通，信用体系，金融支持。第四，数字经济服务于更高水平开放。发展数字经济，引领区域经济新发展，构建数字贸易普惠新规则。

 

　　数字经济促进内循环机理，即升级存量供给，开拓增量需求。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需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内需两手抓，使两者在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因此，在升级存量供给方面，供应链数字化转型提升供给质量，与国内外需求更好的适配；在开拓增量需求方面，利用数字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和商业模式，开拓新的消费需求，需求牵引供给。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业务跨国、数据跨境常态化，数据壁垒日益显现。那么，如何打破数据壁垒？加强全球合作。2019年6月，在G20大阪峰会的数字经济特别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强调，我们要营造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市场环境，不能关起门来搞发展，更不能人为干扰市场；要共同完善数据治理规则，确保数据的安全有序利用；要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互联互通；要提升数字经济包容性，弥合数字鸿沟。

 

　　发展数字经济，究竟是一个法律问题还是一个技术问题？如果技术进步迅速，是以适应技术发展来设置规则制度，还是要根据传统经验来设置规则制度？中国是前者。比如，深圳-新加坡跨境贸易区块链专网项目。该项目基于深圳南方电子口岸“单一窗口”业务，初期实现电子提单、电子发票和供应链金融三个应用，实现了跨境数据可加密、可管理、可监管、可授权、可定向传输、可追溯。也就是说，可以用人民币直接结算。

 

　　中国迅速进入数字文明需要解决的十大现实问题是什么？第一，在数字化转型方面，需要解决工业互联网落地问题。第二，在数字时代均衡发展方面，需要解决数字鸿沟问题（公平问题）。第三，在数字网络平台方面，需要解决网络平台监管问题（税收、直播等监管）。第四，在数字网络平台，需要解决网络平台过度竞争以及平台垄断问题。第五，在数据要素方面，需要解决数据安全与个人隐私保护问题。第六，在数据要素方面，需要解决数据价值发挥与市场培育问题。第七，在关键技术方面，需要解决关键技术卡脖子问题。第八，在AI技术方面，需要解决AI的培育问题。第九，在争议技术方面，需要解决数字技术伦理问题（信息茧房、算法控制等）。第十，在新人才需求方面，需要解决数字人才短缺问题。

 

　　综上所述，数字经济让人类翻开新的一页，我们只有以新的思维、新的态度、新的应对策略，才能够抓住这一机遇，在数字经济引领经济增长的新时代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弯道超车。